【学习时报】矢志不渝科学救国 治学育人奉献一生——秉志先生的人生之路

  “今日世界人類之幸福,何者非由科學所致,吾國之弱不足憂,倘能使科學發達,則轉弱有方也,吾國之貧不足慮,倘能使科學發達,則療貧有術也,吾國一切困難,盡可訴諸科學,以圖解決。”“吾國貧弱,至今已極,談救國者,不能不訴諸科學。觀于列強之對吾國,其過去,現在及將來,令人骨顫心悸者也!故吾國今日最急切不容稍緩之務,唯有發展科學以圖自救。”作爲五四學人的優秀代表,秉志先生分別在1932年和1935年的《科學》雜志上振聾發聩地呼喊,成爲代表那個時代愛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強音。

  秉志(1886.4.91965.2.21),滿族,原名翟秉志,字農山,河南開封人,我國現代動物學的奠基人,現代生物學教育的啓蒙者、開拓者,中國動物科學事業當之無愧的一代宗師。秉志先生一生無論何時、身處何地,都將自己的命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將自己的科研事業和祖國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堅定的理想信念,博大的愛國情懷,優秀的學術思想,廣博的科學知識,嚴謹的治學精神爲科學人樹立起精神的坐標。 

  傳播科學,求真致用

  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一次又一次入侵,中華民族進入曆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秉志先生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預科讀書期間,正值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後不久,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他以強烈的愛國心和正義感,積極投身愛國救國學生行動,反對帝國主義壓迫,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踏上了科學之路。

  1909年,秉志先生考取第一屆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生,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在康奈爾大學期間,秉志先生與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國留學生走到了一起,作爲中國科學社發起人和核心五董事之一發起組織我國最早的民間自然科學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並創辦《科學》月刊。19151月,在秉志、任鸿隽、杨铨等留美中国学生的推动下,《科学》月刊创办,树起了“傳播科學,求真致用”科学救国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催生了“五四运动”的爆发。191510月,中國科學社在美國正式成立,以“聯絡同志,共圖中國科學之發達”爲宗旨,爲科學家群體提供學術平台,助力國內以“賽先生”爲旗幟的新文化運動,點燃“賽先生”的“星星之火”。 

  在美國求學期間,秉志先生把滿腔愛國熱忱化爲學習的動力,立志科學救國、報效國家。他師從著名昆蟲學家J.G.Needham教授,从事昆虫学研究,同时辅修脊椎动物学,发表論文三篇,成为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声,在我国近代昆虫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成绩优异,1915年他當選爲美國SigmaXi榮譽學會會員。1918年获博士学位,成为在美国以昆虫学論文获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获得博士学位后,秉志先生到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跟随著名神经学家H.H.Donaldson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发表了两篇論文,这两篇文章对小鼠交感神经的发育与性别关系颇有创见。 

  1920年冬,闊別祖國11年後,在“科學救國”思想的指引下,秉志先生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農科主任鄒秉文先生之聘,回國任教,從此在秉志先生的帶領下我國現代生物學發展展現出全新的面貌。當時,落後的中國既沒有一個生物系,也沒有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僅是有的學校有博物系,教學與研究水平都十分落後。秉志先生應聘任教南京高師後,在農業專修科講授普通動物學。1921年,秉志先生在南京高師創建了我國大學中的第一個生物系,並任系主任。生物系初建時,經費不足,無錢購置設備,秉志先生就發動師生動手制作,或用土産品改裝。對必不可少的儀器,他節衣縮食,省下自己的薪金去訂購。所有實驗和研究用的標本,都是在連續兩年的暑假裏,由秉志先生親自率領學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遠赴浙江和山東半島沿海采集而來。

  1922年,經過秉志先生與其他生物學家積極籌建,在南京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該所成立後在秉志先生領導下對我國動、植物資源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除開展形態學和分類學的研究外,還進行生理學、生物化學和遺傳學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大多發表于生物研究所專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叢刊》上。該刊與世界各國五百余處研究機構相交換,使歐美各國生物學界對中國生物學漸有認識,中國人的研究能力由此得到國外生物學界的認可,爲中國科學贏得了地位。這些都不能不歸功于秉志先生卓越的領導能力、堅毅的精神和毅力。

  1928年,秉志先生與植物學家胡先骕共同創建了我國第二個生物學研究機構——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秉志先生任所長兼動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工作重點是北方動、植物調查,包括華北、東北、渤海等地區的動、植物資源調查、采集及分類學研究。1929年,秉志先生又協助創辦中央研究院自然曆史博物館(後改名動植物研究所)和中山大學農林植物研究所。這些研究機構的建立,爲中國生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34823日,以秉志先生爲首的30名著名动物学家在庐山莲花谷发起成立了中國動物學會,并举行了第一届年会。会议推举秉志先生为会长,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由秉志先生任总编辑。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秉志先生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和理想信念的愛國科學家。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躏祖國大地。南京淪陷後,日本侵略者蓄意對秉志先生等科學家進行報複,把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圖書、標本、儀器設備搶掠一空,並縱火將所有房屋燒爲灰燼。那時,中央大學撤離南京,秉志先生因夫人病重未能隨學校內遷,只得懷著滿腔憤恨回到上海家中。回到上海後,他改名翟際潛,席不暇暖,即刻在中國科學社總社明複圖書館重建實驗室,開展研究。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中国科学社被迫停办,图书馆关门。鉴于秉志先生在我国学术界的名望,日本刊物《支那文化动态》对他的个人情况调查已久,并千方百计地找他,企图拉他出来任职。秉志先生不为日寇所用,蓄起胡须,“隐居”起来。他潜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虽然“隐居”起来,但秉志先生始终牢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用“骥千”的笔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每周写一篇短文,向进步的《大公报》投稿发表,以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几个月后,他被汉奸追查,《大公报》也受到日寇警告。后来,他又换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并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他还著书鼓励人民在危难中应积极奋斗(书稿因无处付印,又保藏不慎,大半丧失)。在恐怖统治笼罩的上海,秉志先生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凛然大义。

  抗日戰爭14年,秉志先生被困上海,沒有工資收入,全家生活極爲艱苦。但他堅決拒絕敵僞利誘,始終保持著一個愛國科學家的民族氣節。多虧有愛國人士以及蘇北新四軍設法接濟,全家才未至斷炊。那幾年,他一直到處打聽去後方的路線,可惜總是落空。有一次得知有一條從杭州入江西轉重慶的路線,他立即出讓房屋、家具,不料臨行前傳來消息說此路不通了,9個月的計劃又成泡影。他曾無奈地說:“不求別人(指內地朋友)諒解,但求無愧我心。”

  解放戰爭期間,秉志先生蔑視反動派及其權貴。他把那些在反動統治者面前搖尾乞憐的禦用科學家稱爲“科學的罪人”。有一次,蔣介石托人邀秉志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職務,他對來客讀了一段“北山移文”(《古文觀止》中的文章,內容是諷刺貪圖官祿者),表明自己不侍權貴,甘爲平民的心迹。1934年夏,借中国科学社开年会之便,由秉志先生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國動物學會在庐山举行成立大会。此时蒋介石偕同宋美龄也在庐山,蒋介石为笼络人心,举行游园会,招待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家。有人希望秉志先生趁机与蒋介石晤谈,但他坚决拒绝,故意称病不去。他说:“生物研究所与我都穷,但要穷得有志气。”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開院士及評議員選舉會議,將近結束時,蔣介石設宴,發來請柬,要求簽注能否出席。秉志先生毫不猶豫,斷然寫上“辭謝”二字。在黑暗統治的歲月,秉志先生橫眉冷對以蔣介石爲首的反動政權,堅決不與之發生任何聯系,表現了一個真正科學家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高尚品格。 

  鴻儒碩輔,高山仰止

  大半生親曆舊中國腐朽落後的秉志先生,在年過花甲之時,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他滿懷希望和激情,積極投身新中國建設發展大業中。1949年,秉志先生作爲特邀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榮幸地參加了開國大典。他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河南省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和人民政府委員,以及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期間,他不辜負黨和人民對他的信任,認真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提出各種建議。他的提案內容,除有關科學發展以外,還涉及國家法令制度(如漁獵法)、爭取留學生回國、青年思想改造、環境衛生、公共交通、改良京劇、提倡火葬等事關人民群衆生活的各方面內容。1952年前後,秉志先生目睹血吸蟲病給人民帶來的災難,萬分焦慮,當即給衛生部門負責同志寫信反映情況,提出建議。第二年他又分別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寫信呼籲,並隨信寄去了自己關于消滅釘螺、杜絕血吸蟲病的建議。1956年,中央防治血吸蟲病小組成立時,毛澤東轉去了秉志先生的建議。秉志先生對消滅釘螺、根治血吸蟲病的建議,爲國家打贏滅螺、滅血吸蟲戰役提供了可靠的科學依據。195610月,秉志、陳煥镛、錢崇澍、楊惟義和秦仁昌等生物學家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了92号提案,建议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以保护自然植被,供科學研究之用。随即国务院批准了该提案,并在广东肇庆建立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秉志先生時時念及國家,以國家利益爲最高追求。他深知人民江山來之不易,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國家急需資金購買飛機大炮,秉志先生爲了對國家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將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節衣縮食在南京所置的四處房地産全部變賣捐獻給國家。他的3000余冊藏書,也早就留下遺囑全部獻給國家。

  秉志先生學識淵博,研究廣泛,治學嚴謹,鞠躬盡瘁,爲創建和發展我國的生物科學事業奉獻了一生。在5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他发表各种專著、学术論文、科普文章共150余篇(册)。他在昆虫学、神经学、形态学、分类学、生理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进行过广泛深入研究。他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反复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应为“公、忠、信、勤、久”五字。秉志先生认为,公、忠、信,尤其是信,是科学道德问题,研究科学的人,必须要有高尚的科学道德。勤、久则是成功之关键。在科學研究生涯中,他亲力亲为地恪守着这五个字。直到年逾古稀,秉志先生仍坚持每日工作8小時,而且經常帶病工作。直到晚年,在實驗過程中他仍親自動手,尤其是關鍵性問題,更是反複試驗。直到逝世的前一天,他還在堅持工作。他曾說:“我一天不到實驗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麽似的。”秉志先生長期隨身帶著一張小卡片,右側寫著“工作六律”:“身體健康、心境幹淨、實驗勤慎、觀察深入、參考廣博、手術精練”,下首爲“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側寫著“日省六則”:“心術忠厚、度量寬宏、思想純正、眼光遠大、性情和平、品格清高”,下首爲“切記切記、勿違勿違”。這些正是他一生治學與爲人的真實寫照。

  秉志先生一生曾在多所大學任教,在幾十年裏爲我國生物學界培養了大批人才,直接或間接受過他訓練的學生逾千,培養了許多不同專業方向的學生,其中成長爲學科專家的便有數十人,桃李滿天下。秉志先生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特別是對年長的、造詣較深的早期學生。由于其言傳身教,許多學生都秉承了他勤奮刻苦、持之以恒的學風,成長爲動物學界的著名專家,如王家楫、伍獻文、楊惟義、壽振黃、張孟聞、盧于道、張宗漢、鄭集、張春霖、王以康、沈嘉瑞、陳義、歐陽翥等等。他們是20世紀我國教育界和科技界的重要骨幹,爲我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陳宜瑜院士在爲《秉志文存》撰寫的序言中寫道:“秉志創建的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至抗日戰爭之前培養或訓練的生物學家計有百余人。當時在中國之動物學者,幾乎都是出自秉志門下,誠不愧爲中國動物學界的‘開山大師’。生物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使歐美各國生物學界對中國生物學漸有認識,生物研究所爲中國科學贏得地位,不能不歸功于秉志先生卓越之精神和毅力。”

  鴻儒碩輔,高山仰止!秉志先生1935年被聘爲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員,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國科學院学部(生物地学部)第一届常务委员。中國科學院成立时,周恩来总理曾希望他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长,但他再三谦让,并推荐了更合适的人选。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品格,备受同仁和晚辈的敬仰。 

  奮鬥不息,生命不止!秉志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科學事業,獻給了人民,獻給了祖國。他是我國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他的科學成就將永遠镌刻在中國乃至世界的科學史上!他勇攀人類科學高峰的精神,將激勵我們一代代年輕的科學人接續奮鬥,矢志不渝! 

  作者:聶常虹 楊俊成 姜秉國 來源:學習時報  201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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