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物種科學命名對瀕危動物保護的影響

  國家重點保護名錄與國際公約的物種附錄都以列出物種名稱作爲確定瀕危物種保護目標的形式。但在實踐中,物種保護名錄本應穩定而必須明確,才可作爲管理和執法依據,卻因生物分類學的學科特征與新發現,物種保護名錄需要不斷更新。

  今年七月,挂靠在天龙棋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国家濒科委)办公室曾岩等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雜志上刊發簡訊,並在《科學(Science)》上發表在線評論,討論動物的科學命名對瀕危動物保護實踐的影響。通過梳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公約)所保護動物的物種命名背景,對比公約附錄和中國國家重點保護名錄的物種列入情況,她們提出在保護實踐中忽略對生物分類學研究進展的關注和回顧,可能損害物種保護。

  爲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快速喪失,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公約)將35800多種動植物列入公約附錄,並通過嚴格的管制規則和遵約程序,來確保這些物種不會因國際貿易而滅絕。CITES公約在每一次締約方大會上,會通過一致性或者多數票同意原則修訂物種附錄,並根據需要更新“標准命名文獻”,解釋附錄物種列入所指稱的真實物種類群。

  她們發現,CITES公約對有些動物類群所應采納的“標准命名文獻”過于保守,損害了瀕危物種保護工作。典型的案例是非洲森林象(Loxodonta cyclotis)。非洲森林象在公約中依然被當作非洲象(L. africana)的一個亞種。而非洲森林象在20年前即由科學界確認應是獨立物種,具有較低的內禀增長率,種群數量少,更易收到人類活動威脅。CITES公約雖然以非洲象爲旗艦保護動物,甚至將大象作爲公約標志。然而,因科學之外的原因,至今拒絕將非洲象拆分而分別評估國際貿易對兩種非洲象的影響。CITES公約締約國在非洲象議題上持續數十年的觀點兩極分化,無法達成一致,造成非洲草原象的保護政策不受支持,而非洲森林象缺乏保護重視,其種群正迅速衰退。除此以外,CITES公約對部分新發現物種和新列入動物類群的命名文獻嚴重滯後,使得新種沒有受到應有保護,新列入動物的保護和執法存在困境。

  CITES公約有對列入名錄類群的注釋,而我國國家重點保護名錄尚缺少。比如在1989年我國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名錄發布前後,根據《中國動物志》,全國的巨型淡水鼈類,都被稱作“鼋”。因此列爲我國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的鼋(Pelochelys bibroni),包括極度瀕危,後來被認定是“斑鼈(Rafetus swinhoei)”。但随着“斑鳖”有效命名的最终确立,这个物种因科学命名与保护名录列入物种 不符,而错失了国家保护投入。

  在CITES公約第十八次締約方大會召開之際,我國國家重點保護名錄亟待更新之時,作者建議應明確瀕危物種保護目標,盡快設立名錄列入物種的注釋,跟進生物分類學研究進展,及時更新物種科學命名信息,促進瀕危動植物保護。

动物所研究員蒋志刚在CITES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代表中国发言

非洲草原象(攝/蔣志剛) 

斑鳖(摄/李健 )    

  參考文獻:

  Xiaoge Ping, Zhigang Jiang and Yan Zeng*. Lost in interpretation. Science. 10 July 2019.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4/6446/1144.1/tab-e-letters

  Yan Zeng, Xiaoge Ping and Zhigang Jiang*. Inertia in CITES nomenclature. Conservation Biology: 22 July 2019. https://doi.org/10.1111/cobi.13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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